路遥的小说除了写农民,还有接近一半篇幅在写乡镇乃至省级干部,可见小说重视农民与各级官员的关系。从大队、公社、县委,到地委、省委,甚至中央,有名有姓的干部几十人,有虚实政绩,有仕途变迁,有家族背景,有官员心理。《平凡的世界》可能是当代,甚至是晚清以来最详细的“官场小说”。李伯元也写知县、臬司、藩台、巡抚,直至军机处中堂,但各级官员面貌雷同,皆为贪腐。
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以后,同一层级常有矛盾和斗争,厂里有魏鹤鸣、王清泉,组织部里有林震、韩常新、刘世吾,区里有周书记。《乔厂长上任记》里也是经理、厂长、机电局长,乃至部长,每一级都有不同干部面貌,不同干部品格,下靠不同群众基础,上求不同领导支持。《平凡的世界》也延续了这种格局,但因为是年前后政治路线转变时期,所以写出了一个特殊时期的“官场”,既不是含蓄讽刺,也并非简单歌颂。
小说第一部,双水村支书田福堂、委员孙玉亭主要“抓革命”,田海民、金俊山负责“促生产”;公社一级,革委会副主任徐治功动不动就抓人,批判农民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,关心生产的是白明川。全书重点描写在县一级,“革命派”是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,以及副主任李登云和马国雄,“生产派”就是副主任田福军和张有智。再到地区一级,只见到一个领导苗凯,也是“革命派”。由此可见,在年,每一级的一把手都要抓阶级斗争,副手则负责经济民生。
这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,既写双水村农民的卑微命运,又写不同层级的政治路线斗争,在社会学意义上剖析城、乡、镇的关系,在小说情节上则主要通过青年读者最感兴趣的男女感情线索,来串连双水村农民心态与中国社会各级“官场”。
田福堂的女儿田润叶已经获得城市“公家人”身份,在县城教书,住在二叔——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家里。副主任李登云的儿子李向前拼命追求润叶,可是润叶一心喜欢青梅竹马的孙少安。孙少安反复考虑,终于觉得农民与“公家人”之间有距离,他不想高攀,便拒绝了润叶,自己到山西找了乡村女子贺秀莲。这个选择显示出乡村婚恋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传统关系。
润叶不肯嫁给干部子弟李向前,但是听说婚事对他二叔田福军在县委的政治地位有利,无奈只好答应。婚后润叶仍然不爱丈夫,长期不同房,畸形婚姻维持很久。另一边,少安的农家老婆贤惠能干,不过想跟公婆分家,令少安苦闷。少安觉得“家”就是祖母、父母、苦命的姐姐,还有不争气的姐夫,也包括他读书的弟弟和妹妹,可是秀莲认为“家”就是他们夫妻。是否要分家,显示出传统乡土价值观所面临的新时代的挑战和考验。
少安在双水村第一个提出土地应该承包,他认为大家之所以穷,是因为搅和在一起,只要分开做,就会有出路。他在小说第一部里受到批判。年以后形势转变,他通过运砖制砖,最早致富。少安吃得起苦,为人正直、胆大心细,的确有点像梁生宝,不过梁生宝是搞合作社,孙少安是拆合作社。路遥和柳青都是陕西作家,都写了年后体现中国农村面貌的重要作品。
《平凡的世界》第二部第26章,有个老作家黑白,见到田福军就抱怨,说改革开放之后,农村“完全是一派旧社会的景象嘛!集体连个影子也不见了……农村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……我们在农村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,结果不费吹灰之力就荡然无存”,黑白说“自己一生倾注了心血而热情赞美的事物,突然被否定得一干二净,心里不难过是不可能的”。这时田福军(也代表路遥)安慰老作家说,你当初描写合作化运动和“大跃进”的书,“在其间真诚地讴歌的事物,现在看来很多方面已经站不住脚;甚至是幼稚和可笑的”,但“有一点是肯定的,以后的人们绝对不会怀疑你当年的讴歌完全出于真诚”。
大概这也是路遥想对柳青说的话:当年你写《创业史》,虽然今天看来有荒谬之处,但你还是真诚的。
《平凡的世界》里的“官场”充满乡土本色,长的篇幅反复渲染在中央任顾问的老同志的回乡,小的细节也不回避如省委干部田福军仍喜欢抠脚。各级干部都有自己的乡亲关系网络。田润叶的婚姻之所以关联她叔叔的政治地位,也是因为“官场”里的人伦因素。到第二部,政策发生变化,但是官员各有自己仕途,并不必然与路线斗争有关。
田福军一度被调到省里“挂”起来,但他认识上级组织部长,又获省委书记乔伯年信任,就升为黄原地区的行署专员,之后是地委书记。他做专员时,和原来的上级苗凯平起平坐。后来苗凯调走,他任地委书记。到第三部,田福军升为省委副书记兼省会的市委书记——“好干部”一路升迁,代表正确路线占主导。但是他在县革委会的战友张有智,后来只是县委书记,一直闹情绪,工作没热情。因为同级同事升到省委,自己还在县里,差了两三级。因为是老战友,田福军一直没有撤换张有智。小说叙事者写到这里,专门责怪田福军,“因为你不撤张有智,原西县的工作就打不开”。小说里的其他官员,都有不同程度的升迁。
《平凡的世界》写乡镇“官场”还有几个其他作品所没有的特点。
第一,虽有路线斗争背景,但干部形象并非黑白分明,善恶对立。比如冯世宽,路线转,政绩也转,曾经是很“左”的县革委会主任,后来到地委,做了田福军的副手,却也能放下个人恩怨。“造反派”周文龙,当初严厉推行“劳教”,后来经过学习,成为原西县县长,工作踏实,做出很多成绩。原来公社副主任徐治功,和双水村寡妇王彩娥有染,事情掩盖过去以后,继续做闲官。小说三部,绝大多数干部,或快或慢都在升迁,且可以跨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不同领域做官,真正受惩罚往下跌的官员只有一个暗地告状的高凤阁,后因城市防洪工作出差错被免职。
改革前后,路线和旗帜换了,干部们工作照做,升迁照常,而且常常被跨领域任命。这是小说里所描写的“官场”现象。
第二,小说写“文革”结束,有一度农村基层党组织“空闲”。下面很多矛盾,干部坐着下棋。双水村党支部几年才开一次会(他们一开会,村民就紧张)。有一个特定时期,党在农村基层的权力好像有点被削弱。
第三,这个“削弱”,只是“好像”。“文革”名为反体制,其实对社会全面管控。地上种什么,怎么种,卖老鼠药,男女之事,什么都管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,大队公社撤销,“阶级斗争”会改为“夸富”会。假设小说细节全部属实,读者会有疑问:到底是孙少安他们推动了田福军层层上升,还是田福军们容忍,放手让孙少安们劳动致富呢?《平凡的世界》,用一个关键历史时段的故事,提出了一个关键的中国问题。
路遥凭借《平凡的世界》获得茅盾文学奖,《平凡的世界》是一部用温暖的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讴歌普通劳动者的文学作品。它不仅仅是一个真实苦难的世界,更是一个积极和励志的世界。它所体现出来的世界观,即便放到时隔数十年的今天,也依然不会过时。路遥先生用孙家兄弟的故事,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和人生观,更是值得许多平凡人学习的!
这部小说在展示普通小人物艰难生存境遇的同时,极力书写了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的美好心灵与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。作品中的主人公孙少安、孙少平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青年人,但他们自强不息,依靠自己的顽强毅力与命运抗争,追求自我的道德完善。
本书仿佛一部恢弘的史诗,凝聚着雄浑的社会交响、宽阔的人性胸怀、绚丽的人生色彩和丰厚坚实的苦难底蕴,老辈人厚重而沉实的人生苦难,年轻人浪漫瑰丽的人生想象和朝气蓬勃的行动能力,以及从生活中得来的人生思考,成就了这样一个犹如黄土高原般起伏变化、又如大河般壮阔雄浑的文本。
主人公孙少平,一个穷困的农村青年,然而他又是有知识的农村青年。务实,勇于听从精神的召唤。无论是吃着高粱面馍、喝着剩菜汤的高中生活,还是下地务农的农民生活,甚至走出土地后的打工生活,孙少平身上都昂扬着精神的高傲、挥洒着灵魂的矜持,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一般人无法想象的苦难,他在苦难中成长。
每种苦难都那么折磨人,孙少平不仅不躲避它们,反而主动地走向它们。这个寒门子弟收获了可贵的精神价值-心忧天下而且自立自强。他在成长壮大过程中的每个阶段,得到的指教都源自于书籍,书籍开阔了他的视野,治愈了他的苦楚。
就像作者路遥说的,平凡的世界,平凡的人,平凡的生活。我们不能迷失于平凡的生活中,平凡的背后有着激情澎湃,思想上甘于平庸,生活上安于现状的人才是真正的平凡。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,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。相信自己,平凡的你在平凡的世界中能创造不平凡的人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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